[ 信息发布:本站 | 发布时间:2014-09-27 | 浏览:1928次 ]

3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俄罗斯俄通－塔斯社、俄罗斯全国广播电视公司、南非卫星电视五台、印度报业托拉斯、巴西《经济价值报》和中国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时，专门提到他的一个治国方略——“治大国如烹小鲜”。我们知道，“治大国若烹小鲜：语出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全文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大国，如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韩非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而玄学家王弼则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不挠也，躁而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的众心矣”。为什么“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是指小鱼，小鱼是很嫩的，如果老是翻过来、翻过去，就会弄碎了。懂得烹饪的人都知道，烹饪艺术的核心部分，就是掌握火候。而小鱼，又是各种烹饪材料中最为娇嫩的，更要细心伺侯，稍有不慎，不是烤焦，就是翻烂。治理国家道理与这一样：如果治理大国也来回折腾，不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和时间，则老百姓将不堪其扰，最后河决鱼烂，国将不国。

这虽然不过区区七个字，但却道出了古今治国秘籍要害。不妨先从唐朝说起，唐朝的历代皇帝都对老子情有独钟，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跟老子（李耳）联了宗。其中，对老子的治国理念最有心得的当数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非常崇拜老子，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后来还有更高的称谓。他酷爱《道德经》。中国古代皇帝批阅《道德经》的有四位: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李隆基执政期间，禁修一般寺庙，开元二年就还俗一万二千人。但却建造规模宏大的“太清宫”(房屋数百间)，供奉老子。李隆基还下诏，《道德经》遍颁全国，每户一册。他还下诏，让精研黄老的学士到京城对策，优者授以官职。洛阳人独孤及通晓玄经，以一篇策文举高第，被授予华阴县尉。在治国理念上，作为唐代最有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治国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道德经》中找到渊源。他于公元735年、755年两度对《道德经》注疏，宗旨是“取之于真，不崇其教，理国之要，可不然乎。”他从务实出发，寻求治国之道，他执政期间，改革弊政，以民为本，做了一些实事，正是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体现。李隆基懂得，作为一国之君，应当让百姓得到实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要治理好朝政，就要选贤任能。他先后起用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为相，做出了一些业绩。老子说：“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要领导黎民百姓，必须让他们得益在先，自己得益在后。老子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李隆基贯彻了老子的这些重要观点，他尚能纳谏，执法公正，不护亲朋等，都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对老子哲学的应用，在前期，唐玄宗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他重视地方官的人选，曾亲自考核县令，把不合格的人斥退。任用有才干，能负责，敢进谏的姚崇，宋王景做宰相，因此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而晚期，他放弃了老子哲学，追求享乐，宠爱杨贵妃，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政事。还重用奸诈的李林甫、杨国忠，政治十分腐败。以致酿成安史之乱。持续8年的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使唐朝由盛转衰。

再看当代。我们知道，中国当代史真正具有转折点里程碑意义的是邓小平复出。而其治国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思想。这些说法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特殊时期”提出来的。当时中国面临“怎么办”、“向何处去”等尖锐问题急需回答，邓小平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对策。虽然有些是直接为应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而提出的，譬如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当时，邓小平还针对有人希望中国“扛旗”和“当头”，而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他还一口气讲了三个“永远”：“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重要战略思想，即著名的“四句话16个字”：“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更是闪烁着长期战略性光辉，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现在人们常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个字，实际上是邓小平上述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的核心，是经多次归纳概括高度浓缩后的提法，这对中国显然具有长期战略性指导意义。很显然，这一治国理念也来自老子，《老子》七十六章云：“兵强侧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实际上就是“韬光养晦”与“永远不出头”的来处。在《老子》四十三章中还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西汉刘向在《说苑·敬慎》中记载：（老子师常枞）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枞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尽矣，无以复语子哉！”这些跟邓小平的“四句话16个字”：“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可谓一脉相承。

此外，也正是因为对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深刻领会，所以邓小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发展上来，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具邓小平的全部经济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一观点，邓小平提出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的口号。也就是因为这点，中国才能在以后三十多年时间里，以年均近百分之十的经济增长率跻身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生活得以极大改善。接下来的江李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继续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治国方略，国家得以平稳发展。

刚刚过去的胡温时代，其治国理念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所谓“不折腾”。其实这也来自老子哲学——老子是提倡“无为而治”的，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他还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所说的“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乱为”；“无事”就是不无事生非，做扰民伤民的事。也就是“不折腾”，尤其是不要“乱折腾”。上面不乱折腾，不生事扰民，就能做到家家安居乐业，人人各得其所，也就能做到“无不为”即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这种老子哲学的过度坚持也造成了胡温时代的沉闷感，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五不搞”上，即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同样是因为对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哲学的奉行，胡温体制建立以来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和根本治国方略的出台，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如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外再加上“政治文明”的“三个文明”建设、如保障人权与私产入宪，如倡导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提出与强调“以人为本”，将其奉为政治哲学等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朴素、独特而深刻的体系，具有不寻常的意义。而其中尤其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其“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因此，这十年，中国在经济上继续发展，人民在拥有住房和轿车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此同时。“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全国各省市都在向广东看齐，经济上蓬蓬勃勃，算是发展不错的十年。

因此，可以说，习近平将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作为自己治国理念，应该是搔到了治国痒处，是高人之见。有了这种为而不有顺其自然的治国理念，再辅之以前几届领导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而打下的良好基础，中华民族的复兴当可期望——老子说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