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发布:本站 | 发布时间:2014-11-03 | 浏览:783次 ]

擅改车辆用途 保险公司可不予赔付

发布日期：2011-9-23 来源：http://www.vobao.com

■相关实例

　　被保险人谷某为自家车辆投保，保险单载明该车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保险期限一年，险种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等。近期，谷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因轮胎爆裂发生事故，谷某及1名乘客当场死亡，7名乘客受伤，公路设施及被保险车辆受损。

　　随后谷某之子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对7名受伤乘客进行了调查，查明被保险车辆拟从湖南益阳驶往广东深圳，被保险人谷某向每名乘客收取了大约400元人民币乘车费，谷某的家庭用车变成了“黑出租”。保险公司最后以谷某违反车辆使用用途从事营运活动为由而拒赔，谷某之子遂向法院起诉。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人已履行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同时谷某行为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驳回原告谷某之子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搭乘8名乘客是否构成“营运”行为是本案的焦点。在“申请人”谷某之子看来，本次收费行为即使存在，也是孤立的、偶发的、不以经营为目的的；而“营运”是指一种长期的、固定的、以经营为目的的运输经营行为，因此本次搭乘行为不构成“营运”。

　　而保险公司则认为，对于机动车辆载客，区别其是“营运”还是“非营运”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收取费用，至于所收费用之多少、是否盈利、是经常性行为还是偶发性行为、长期行为还是短期行为均可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凡机动车收费载客，均构成“营运”。

　　最终，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支持保险公司的主张。

　　据了解，车辆用途发生改变会牵涉到相关保险的保障效力。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擅自将用途为家庭自用的机动车进行营运，并违章超载，已造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符合拒赔条件。

　　为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沃保网保险专家提醒广大车主，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用途，而应严格遵守相关交通条例法规，一车一用。而如果因为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改变车辆用途的，应该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并如实告知相关情况。同时，专家还指出，乘客不要轻易搭乘“黑出租”，因为出险后保险公司很可能不会做出赔付，损失将由车主自己来承担。

自用轿车载客遇车祸 改变用途难获赔

作者：拜泉县人民法院 栾晓慧 发布时间：2012-05-17 09:15:01

自用轿车载客遇车祸 改变用途难获赔

因所投保的轿车在接送客人时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认为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拒赔对车辆损失予以赔付，投保人王先生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齐齐哈尔拜泉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付医药费10，597.13元,伤残鉴定费500.00元。日前，拜泉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该案。
原告诉称： 2009年8月11日8时许，原告驾驶的黑BQ4129号现代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兴长线拐弯处时，因超速行驶致使车辆翻车，造成车上乘客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的交通事故。事发后，原告在向被告报险后，对车上伤亡人员进行赔付治疗，且到被告指定的修车地点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因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故原告就其损失向被告申请理赔，但被告根据《家庭自用汽车保险条款》第16条的规定，对原告方做出机动车保险拒赔通知书。因原告方不能接受被告的理赔意见，认为被告的拒赔理由不成立，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给付伤者医药费10，597.13元,伤残鉴定费500.00元，同时原告保留就其他保险科目的另行起诉权。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根据当事人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责任条款》第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肇事后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通过我们对张某的询问笔录可知，原告方改变了保险车辆用途。原告参保为的车是家庭自用车，家庭自用车的参保的保费低于营业用车，被保险机动车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用汽车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车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据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提交的对车上受伤的乘客张某的调查笔录，得知张某当时是租用原告的车，从拜泉县长春镇去拜泉县新建乡，车费单程30.00元，因此认定原告车辆出险时有营业运输行为，该车原告保的是商业险，保险单上注明该车的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而原告在事发时利用投保自用家庭轿进行营业运输行为，这样，明显超出家庭自用范畴。
法院认为，保险标的危险状况是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以及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合同签订后，保险标的并不处于保险人的控制之下，其危险状况时刻处于变动之中。保险责任期内保险标的危险显著增加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及保险金覆盖率将陷入超过保险人订立合同时所能合理预算的概率，因此，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负有通知义务。本案中，双方在商业保险合同中约定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且双方亦在保险合同相关条款中约定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负有通知义务。现王先生擅自变更车辆用途，将自用客车用于营业运输，且由此获得利益回报，故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有权拒赔对王先生进行赔付。最后，法院驳回了王先生的全部诉请。
【说法】
因车辆用途的擅自改变引发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将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及保险金覆盖率超过保险人订立合同所能合理预计的概率，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这种行为既不可预测，又不可控制，打破了保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平衡，此时，如继续按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其法律效力，则对于保险人而言将显失公平。因此，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负有通知的义务，如被保险人未履行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通常是由于被保险人主动、故意地采取一定行为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发生变化，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在日常生活中，部分机动车所有人出于提高车辆使用功能或利用自用车盈利之目的，改变车辆用途的情况较为普遍。例如，像本案王先生那样将自用家庭轿车进行营业运输，这种做法貌似为车主带来了利益，达到了“一车多用”的效果，但殊不知此时车辆的用途已改变为营运性质，车辆的危险程度较之家庭自用用途发生了显著增加。此外，将家庭自用汽车用于非法载客运营遭遇车祸，或将普通车辆改装为赛车参加比赛发生事故的情况也十分常见，此种情形下，同样会因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导致保险公司拒赔。因此，对于广大机动车保险的被保险人而言，在行车驾驶过程中，除需遵守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外，还应严格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机动车辆，避免因图一时便利或心存侥幸，改变约定用途，最终落得付出保费却又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理赔的尴尬境遇。

安徽法院网 -民事审判

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保险公司拒赔

　　安徽法院网讯 原告方某与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近日作出一审判决，方某因改变车辆性质致危险程度增加，保险公司被判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原告方某为其轿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其中保险单的车辆使用性质一栏中写明投保车辆为非营业性质，明示告知保险车辆被转卖、转让、赠与或变更用途，增加危险程度等，应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
　　之后，方某与严某签订过一份车辆租赁协议，约定该车出租给严某使用。租期满后严某未还车，又将车辆交给陶某使用。今年2月，陶某驾车发生事故，陶某在索赔申请书中注明车辆是从方某处租赁，在小区内因让车不及时导致撞树受损，事故经保险公司评估后未予赔偿。
　　庐阳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方某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方某的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用于出租经营，且系方某未经保险公司批改私自将车辆用途由非营运改为出租经营性质，致使车辆的危险程度增加。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方某因从事出租经营致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偿。据此法院一审驳回原告方某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陈金明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游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当事人: 法官: 文号: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原告陈金明，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黄志兴、戴志军，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游支公司，住所地：仙游县鲤东路。

负责人陈开标，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德明、黄福松，福建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原告陈金明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游支公司(下称仙游财保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张敏、刘永杰等盗窃轿车案正在进行刑事诉讼，而本案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院于2009年9月14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中止事由消灭后，本院于2010年4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金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志兴、戴志军，被告仙游财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德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金明诉称，原告所有的闽B57609号轿车于2008年3月16日向被告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失保险、盗抢险等险种，机动车损失保险和盗抢险保险金额均为人民币160000元，保险期限一年。2008年6月 29日凌晨，该投保车辆被盗。原告知晓情况后，即向仙游县公安局鲤城派出所报案，同日原告也向被告报案。当天，闽B57609号轿车在枫亭被交警发现，该车与大桥相撞严重损坏。后原告对车辆进行修理，被告仙游财保公司也对闽B57609号轿车查勘定损，定损金额为人民币135000元。原告另花费司法鉴定费人民币2000元、拖车费人民币1800元，赔偿路产损失人民币6150元。原告的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44950元。后原告向被告索赔无果，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449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仙游财保公司辩称，本案原告擅自将机动车使用性质由家用改变为出租经营，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且原告没有书面通知被告并办理变更手续，被告依法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故请求判决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求。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原告陈金明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对其主张提供及申请本院调取以下证据：

1、机动车行驶证一份。欲证明：原告陈金明为闽B57609号轿车合法所有人的事实。

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一份。欲证明：原告陈金明已为其闽B57609号轿车向被告投保了盗抢险、机动车损失保险等险种的事实。

3、报警回执单一份。欲证明：原告在闽B57609号轿车被盗后已于2008年6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受理盗窃案件的事实。

4、仙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欲证明：原告的闽B57609号轿车被盗后在枫亭发生交通事故，致车辆严重损坏的事实。

5、福建中科司法鉴定中心莆田分所车辆痕迹检验报告和车辆技术鉴定报告各一份及福建省莆田市服务业统一发票三张，欲证明：车辆失盗后因交通事故致车辆损坏严重及原告支付了鉴定费人民币2000元的事实。

6、福建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和福建省莆田市服务业统一发票各一张，欲证明：原告因车辆事故支付了拖车费人民币1800元并赔偿路产损失6150元的事实。

7、被告仙游财保公司的机动车车辆保险损失情况确认书一份八张。欲证明：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对投保车辆进行查勘定损，定损金额为人民币168777元。

8、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一份。欲证明:原告为其闽B57609号轿车投保了交强险的事实。

对原告提供及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告仙游财保公司质证认为：对“机动车行驶证”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报警回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车是在租赁经营期间被盗的，而不是家庭自用期间被盗的。对“仙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福建中科司法鉴定中心莆田分所车辆痕迹检验报告”和“车辆技术鉴定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投保车辆不是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驾驶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而是被盗期间由盗窃者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对鉴定费发票、拖车费发票和路产损失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是投保车辆以外的损失，而不是本车的损失。对“仙游财保公司的机动车车辆保险损失情况确认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定损确认书是在被告不明知原告车辆用于租赁而被盗后出险的情况下作出的，不能作为赔偿依据。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交强险是针对第三者投保的，与本案赔偿没有关联。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被告仙游财保公司对原告提供的“机动车行驶证”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

被告仙游财保公司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对其主张提供及申请本院调取以下证据：

1、保单一份共三页、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一份二页、机动车盗抢保险条款一份二页。欲证明：（1）原告以家庭自用车辆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和盗抢险等险种；（2）被告在保单“重要提示”第四点载明“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3）原告没有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因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赔偿；（4）被告已把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原告明确说明，原告知悉保险合同条款的全部内容。

2、保监产险41号《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为基本费率表（A款）》一份。欲证明家庭自用汽车与出租、租赁营业客车，其机动车损失保险和盗抢险基本费率不同。

3、（2009）莆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一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份二页、顺安汽车租赁公司出车明细表一份五页。欲证明：原告将其所有的家用汽车闽B57609号轿车，长期用于出租经营，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增加危险程度而未书面告知被告并办理变更手续，且2008年6月28日发生事故时车辆租赁人张敏即是罪犯。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陈金明质证认为：对证据 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1）原告的投保车辆是偶尔用于租赁，不能就此认定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也不会导致危险程度增加；（2）被告在保险单的重要提示中，仅说明改变使用性质需要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并未告知原告改变投保车辆的使用性质会导致保险公司免责，保险条款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改变使用性质会导致保险公司免责;（3）被告要原告在保险单的重要提示上签名，并不能认定被告已就免责条款对原告作了“明确的说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家庭自用汽车的基础保率与出租汽车的基础保率当然不同，有些家用汽车的基础保率比出租汽车更低，原告并不存在规避保险费的情况。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按照保险条款第二十条的规定，因第三方对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在赔偿保险金后可以向第三方追偿。如果原告放弃对第三方请求赔偿的权利反而会构成违约;（2）原告向被告投保了盗抢险，而本案投保车辆是在保险期间因被盗而发生交通事故，故被告依约应负赔偿责任；（3）张敏确有于2008年6月28日向原告租赁投保车辆，但司法机关并未认定涉案车辆是张敏盗窃的，故投保车辆被盗与租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诉辩情况，并征求到庭双方当事人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被告仙游财保公司对保险免责条款是否已尽明确的说明义务；二、原告在保险期间将投保车辆出租，是否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是否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能否免除？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被告仙游财保公司对保险免责条款是否已尽明确的说明义务。

原告陈金明认为，从告知的形式和内容看，保险公司根本就未尽因“被保险机动车改变使用性质”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可免责的告知义务，理由有：（1）机动车保险单所谓“重要提示”中，对于“改变使用性质”，只规定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批改手续，只字未提被保险机动车“改变使用性质”可导致保险公司免责。（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十八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仅仅是在保险单上打印重要提示，而且还应当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作出书面或口头形式解释。而本案事实上，保险条款中根本就没有约定因“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可免责的内容，更谈不上保险公司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向投保人进行书面或口头解释，投保人也根本不可能因此明了连保险条款都没有约定的所谓“免责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被告仙游财保公司认为，被告与原告陈金明于2008年3月16日签订机动车保险合同，同日，保险公司把保单和保险合同条款交付原告，并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向原告作了明确说明，原告对保险条款及责任免除条款已充分理解，这一事实有被告出具的由原告亲笔签名的“投保人声明”及原告出具的保单证明。原告辩解保险公司未告知免责条款，缺乏事实依据。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投保人声明”上签名，应确认其签认投保人声明的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因保险条款系格式条款，并非合同双方协议达成的，故保险人应对保险条款履行说明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其本身并非合同订立后产生的一种约定性义务，而是一种通过法律明文化的法定义务，也是一种缔约前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之时，不仅在投保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阅读免责条款，并将保险免责条款的字体加黑，而且在投保单上单列“投保人声明”一栏，内容为：“保险人已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投保人朱国喜在声明内容下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的“采取合理的方式”。故可认定保险公司对保险免责条款已尽明确的说明义务。

二、关于原告在保险期间将投保车辆出租，是否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是否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能否免除问题。

原告陈金明认为，原告将投保的家庭自用汽车用于租赁，不属于被告保险机动车改变使用性质并“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保险公司依法应承担赔偿保险金的民事责任。理由有：（1）原告将购买的家庭自用汽车闽B57609号车辆用于短期租赁，是否属于“改变使用性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改变使用性质”应当是一种与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性质相似或者相近的行为，在定义不明的情况下，作为格式条款应作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是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而对于何谓“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法没有明确界定内涵，而根据被告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盗抢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述保险条款可以看出，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的，保险公司能够免责的，只限定于“改装、加装”，排除了“改变使用性质”。（3）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盗抢保险条款》系格式条款，而本案原、被双方对上述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等”是否包括“改变使用性质”存在争议，根据保险合同不利解释原则，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本案从法律上可以明确排除“改变使用性质”会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4）事实上，即便是家庭自用汽车用于租赁，租车与盗窃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犯罪嫌疑人张敏虽曾于2008年6月28日租赁涉案车辆，但已经及时归还原告。盗窃案发生时，涉案车辆并未出租。（2009）莆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张敏盗窃的车辆是闽B57825号车，并非闽B57609号车。因此，租车与盗窃之间没有联系。（5）原告将家用车辆用于租赁充其量只是违规行为，与被告所称的“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违法活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被告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6）《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盗抢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二）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后，受到损坏或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本案投保车辆被盗后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受到严重损坏，符合保险合同约定，且原告诉求赔偿金额在被告定损确认的车辆损失范围之内，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理赔责任。

被告仙游财保公司认为，原告将其所有的家庭自用汽车改变使用性质用于租赁经营，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且没有书面通知被告保险公司并办理变更手续，现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有：（1）原告改变投保车辆的使用性质是客观事实。原告将其投保的家庭自用汽车长期用于出租经营，此不仅有原告的当庭自认，而且有被告提供的“刑事判决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顺安汽车租赁公司出车明细表”可以证明。（2）原告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导致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是客观存在。原告长时间将家用车用于租赁经营，原告陈金明在车辆失盗前一天即2008年6月28日将涉案车辆出租给张敏使用，张敏正是在租车过程，擅自配制车辆钥匙，在交还车辆后，利用配制的钥匙盗窃机动车。这种改变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增加，是明显的增加，且长期用于租赁使这种危险处于持续状况。（3）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必然影响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保险合同是对价合同，即投保人投保什么险种，以何使用性质投保，保险人收取相应的保费，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当车辆使用性质由家庭自用改变为租赁经营，必然影响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影响公平原则。（4）原告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盗抢保险条款》如下约定：第五条第（六）款 “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第六条第（八）款“被保险人及家庭成员……的故意行为或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原告家用车用于租赁经营违反交通部1998年4月1日《汽车租赁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租赁汽车车主必须与汽车租赁经营人名称相一致。凡不是租赁经营人所属车辆，未办理汽车租赁业合法经营手续的车辆，一律不得用于租赁”）;第十六条投保单特别提示规定的改变使用性质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同时还违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二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家庭自用汽车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行驶的家庭或个人所有，且用途为非营业性运输的核定座位在9座以下的客车”;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保险期间，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故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属汽车保险合同纠纷。对于所投保的汽车用途，双方在《保险单》中明确约定为“家庭自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二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家庭自用汽车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行驶的家庭或个人所有，且用途为非营业性运输的核定座位在9座以下的客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盗抢保险条款》第三十七条进一步明确：“未经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保险车辆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视为营业运输。”本案中，原告陈金明以牟利为目的，在车辆投保后的三个月时间内连续多次将车辆用于租赁经营，其行为显然改变了涉案汽车的“家庭自用”用途，该行为依约当然属“营业运输行为”。汽车被盗的事实表明，陈金明改变汽车用途的行为不仅违反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盗抢保险条款》的上述约定，还增加了涉案汽车被盗的危险程度，并实际导致了涉案车辆被盗。被告保险公司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盗抢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第二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主张免除其保险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七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08年3月16日，原告陈金明将其所有的闽B57609号轿车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游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失保险、盗抢险等险种，机动车损失保险和盗抢险保险金额均为人民币160000元，保险期限一年。投保车辆的使用性质约定为家庭自用。自2008年3月16日起至2008年6月28日止，原告陈金明连续多次将投保车辆用于出租营运。2008年6月29日凌晨，该投保车辆被盗。当日原告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案件已获受理。当天，闽B57609号轿车在枫亭被交警发现，该车与大桥相撞严重损坏。后原告对车辆进行修理，共花费人民币135000元，被告仙游财保公司也对闽B57609号轿车进行查勘定损，定损金额为人民币168777元。原告另司法鉴定费人民币2000元、拖车费人民币1800元，赔偿路产损失人民币6150元。原告的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44950元。原告为此曾向被告索赔，但被告以原告擅自改变机动车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且原告没有书面通知被告并办理变更手续为由拒赔。原告于2009年4月23日以上述理由诉来本院请求处理。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汽车保险合同，当事人缔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擅自将机动车使用性质由家庭自用改变为出租经营，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且未履行通知义务，保险人对因此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另有向被告投保交强险，原告诉求被告赔偿路产损失6150元，属于交强险追偿范畴，但因本案系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根据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因此情形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修正）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金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99元，由原告陈金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 新 潮

审 判 员 章 建 育

审 判 员 张 先 伟

二0一0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 嘉 伟

车辆过户后未通知改保险 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作者：杨启福 邵知渊 发布时间：2008-12-09 16:26:47

　　[案情]

　　原告：佘翠兰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基本案情：原告与王景民原系夫妻。2006年11月14日，王景民与被告订立车辆保险合同1份，为其东风雪铁龙DC7163X轿车投保了车辆损失险，保险期间为2006年11月18日至2007年11月17日，同时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后原告与王景民离婚，双方协商将车辆变更登记为原告所有，车牌号为皖E38128号。2007年11月3日下午，原告持有效驾驶证驾驶该车在高淳县双望公路游子山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致两车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

　　原告诉称：2007年11月3日下午，因原告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相应的保险，而被告未履行赔付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支付的车辆修理费1126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原、被告间无保险合同关系，本公司与王景民订立车辆保险合同，原告在车辆所有权变更后未至被告处变更合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原告佘翠兰与王景民原系夫妻。2006年11月14日，王景民与被告订立车辆保险合同1份，为其东风雪铁龙DC7163X轿车投保了车辆损失险，保险期间为2006年11月18日至2007年11月17日，同时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后原告与王景民离婚，双方协商将车辆变更登记为原告所有，车牌号为皖E38128号。2007年11月3日下午，原告持有效驾驶证驾驶该车在高淳县双望公路游子山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致两车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所承保车辆在所有权发生转移后，被保险人或受让人未通知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原告受让的车辆投保了相应的保险，而原告作为受让人未对车辆进行改变用途或改装，故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认为原告在车辆所有权变更后，未至被告处对被保险人进行变更，原告非保险合同当事人，故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后，转让人或受让人应当通知保险人，同时，根据机动车保险条款通用条款第十四条的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保险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从上述规定分析，在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后，并不当然导致保险合同终止或无效，原告取得车辆并未增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对保险公司变更被保险人不会产生实质影响，现原告系车辆所有人，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如以保险公司的理由不承担赔偿责任，违背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原告的车辆损失及原告按事故责任赔偿他人的车辆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赔偿原告佘翠兰车辆损失及支付给他人的车辆损失共1126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宣判后，被告未提出上诉。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两个争议焦点问题：原告佘某在保险车辆过户后是否还享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是否还继续有效？原告佘某在保险车辆未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有被保险人的权利？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因此，在我国，除货物运输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以外，保险合同的转让要得到保险人的同意，否则保险合同自保险标的转让时起即行终止。具体而言，对一般财产保险合同，其主体的变更并不随财产所有权转移而自动变更，必须经保险人同意，并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作为保险人同意变更的证明。并且本案中保险单《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赠送他人、变更用途或增加危险程度，被保险人应当事先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批改。第二十七条 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所以被保险人将保险车辆转让后，没有通知保险人的情况下，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受让人向保险人索赔，无论是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还是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的规定，保险人均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原被告双方本就是夫妻，其车辆本来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无论在车辆过户前还是过户后，其妻子，即本案原告都对车辆享有保险利益。虽然保险合同的双方并没有原告，但保险利益原告却享用。所以原告是本案适格原告，不受车辆是否过户的影响，其保险合同当然有效，保险公司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被保险车辆发生了转让，附随的保险利益实际上也应随之转移给新车主享有，保险公司应当赔偿。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其理由：

　　无论是买卖还是如本案情况是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过户，车辆所有权发生了变动，其保险利益都应由新车主享用。《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虽然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从上述规定分析，在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后，并不当然导致保险合同终止或无效，原告取得车辆并未增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对保险公司变更被告保险人不会产生实质影响，现原告系车辆所有人，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如以保险公司的理由不承担赔偿责任，违背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原告的车辆损失及原告按事故责任赔偿他人的车辆损失。虽然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中，被保险机动车转让他人，未向保险人办理批改手续，保险人可以拒赔。但是该条款是典型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对于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保险公司以该免责条款作为拒绝理赔的依据，有违《合同法》的公平原则。所以保险公司自然应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责任范围内的理赔义务。
　　值得一提的是，《保险法》之所以规定汽车转让需变更车辆保险合同，其宗旨在于，方便保险企业对保险车辆的规范管理，防止冒领保险金或骗保，而不是以此来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被保险车辆转让后，保险合同没有更改，并不是保险公司免责的理由。作者单位：江苏省高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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